作为话剧演员，在北京人艺本身就是件很幸福的事儿，这个剧院有这么多优秀的剧目，演好了这样的戏，演员自然就够相当水平。对于一个剧院来说，有什么样的剧目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演员。有什么样的演出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观众。北京人艺现在对观众

老舍茶馆

依然有号召力，是因为观众对它有信任感。他知道我来看你的戏，不会失望。

　　记者：你1975年进入北京人艺，已将近40年了，这么多年你眼中的话剧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　　杨立新：变化很大。我来剧院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，1976年才打倒“四人帮” 。文革结束后，我们剧院也不是一天就获得了思想解放，也迷茫彷徨一阵，当时还困惑《茶馆》能拿出来演吗？后来决定排个《茶馆》的一幕加上《蔡文姬》的两幕，一块儿弄了一台演了，观众很喜欢，也没有人站出来阻止，于是才恢复了《茶馆》的演出。1980年北京人艺带着《茶馆》到德国、法国、瑞士演出，国外的报纸发表评论说，这是东方戏剧的一个奇迹。随后，北京人艺演出了一系列好剧目，包括外国戏《推销员之死》 《哗变》 ，以及剧院自己做的《丹心谱》 《天下第一楼》 《左邻右舍》《小井胡同》等剧。中国的话剧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各种手法上的实验，有对各种流派的探索。北京人艺也没有拒绝过这种探索， 1983年的《绝对信号》 ，被称为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开山之作。但现实主义是北京人艺的根基，有这么多现实主义的好剧，演了这么多年，就是要创造人物，塑造人物形象。

　　记者：你接拍了很多影视剧，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。你选择影视剧的标准是什么？什么样的角色会吸引你？

　　杨立新：不光是选择影视剧的标准，一般来说，剧本都是这样选择的：如果说这个戏是喜剧，你读剧本时，自己乐了吗？如果是悲剧，读剧本时被感动了吗？如果你读剧本时被逗乐或者被感动了，那么根据你自己的阅历和理解把它演出来，别人一定会被逗乐或者感动。 《我爱我家》时就是这样，英达说咱们一块儿弄一喜剧，我说我真没演过喜剧，他说你先把剧本拿回去看看，你要觉得可笑，咱就一块儿弄，你要觉得没意思咱就拉倒。结果我才读了几行剧本，就掩卷捧腹大笑，感觉这一定是很可笑很好玩的一个戏。当时英达说这个戏对演员有两个要求，一是当着观众演，一个小时把一集演下来，所以演员必须有话剧基础才行，二是演员要有幽默感，他看了我演的《哗变》 ，那个人物虽然不是喜剧人物，但他从中看到了我的幽默感。我一直认为不管是演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戏多还是戏少，一定要演得有意思，就是一段不好看的过场戏，也得想办法让它有趣。